卢凤岐：抗日烽火中诞生的杭锦旗工委-草原元素---蒙古元素 Mongolia Elements

抗日烽火中诞生的杭锦旗工委 ——写在杭锦旗工委诞生80周年前夕

                               卢凤岐

     穿越时光隧道，打开尘封的记忆。经党史工作者长期的发掘整理，杭锦旗党史征集工作又有了新的进展。大量资料表明:中共杭锦工作委员会(简称杭锦旗工委)诞生于1938年6月。由此，杭锦旗工委产生的时间较前的说法提前了11年。
      杭锦旗工委的建立，是抗日斗争的需要。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奉行“惟欲征服支那(代指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政策，在德王、李守信伪蒙军配合下，沿平绥线向内蒙古西部区疯狂进攻，形势变得非常严峻。1937年10月绥包(14日、17日)相继沦陷;10月下旬，日寇迅速将南犯的战线推进到达旗的沿滩及高头窑一带，1938年1月26日占领杭锦王府。3月21日，日寇在包头成立日伪“伊克昭盟公署"，委任杭锦旗王爷、原伊盟副盟长阿拉坦鄂其尔为“盟长"。日寇曾派内田亲率一支伪蒙军窜到阿拉庙，修筑简易机场。包头日军前线指挥部的特务机关派特务前往杭锦旗什拉特莫图庙架设秘密电台，并企图在杭锦王府也架设电台。伪蒙军骑四师十二团占领了准格尔旗沿河，一部分王公投日。伪蒙军骑八师进犯东胜，兵临城下。占领杭锦旗王府的日伪军经常出击周边扰掠桃力民地区的百姓。日寇来势凶猛，虎视耽耽，妄图沿包(头)宁(夏)"驼路"进犯西北各省和南下陕甘宁边区，北南夹击围剿延安。
     为了粉碎日寇的企图，党中央、毛主席审时度势，迅速作出有关对陕甘宁边区北大门一一伊克昭盟工作的一系列战略决策与决定。
1938年4月，决定将蒙古工作委员会(建于1936年4月，设在定边)改为绥蒙工作委员会(此前已于1938年2月迁驻靖边)，并由靖边的张家畔迁驻桃力民。
      同时将陕北老红军八路军后方留守处的警备骑兵第一团划归绥蒙工委，编为八路军绥蒙游击司令部，一同派驻桃力民;孔令甫任司令员，绥蒙工委书记白如冰(兼)和刘兴源任政委，绥蒙工委对外即以八路军绥蒙游击司令部名义出现，白如冰为政治部主任。
     绥蒙工委遂于5月底从靖边出发，到定边与骑兵团会合后，经盐池、三段地、察汉淖，历时6天，于6月2日到达桃力民地区，工委和司令部驻在康泊尔庙(8月司令部迁至木花梢，骑兵团分别驻扎在乌素其日嘎等村庄)。杨子华带领桃力民小学的学生，步行40多里路，来到康泊尔庙欢迎八路军。白如冰主持军民大会，杨子华致欢迎词，学生自编自演抗日文艺节目，受到广大指战员的好评。

毛主席于1938年6月11日电令朱(德)彭(德怀)，贺(龙)萧(克)关(向应):陜北骑团已进驻桃力民，控制了河套蒙古广大区域，“在定（边）盐（池）以北五百里之杭锦旗一带配合蒙民抗御敌军南下"(此后毛主席在1940年2月19日，又一次电令有关方面，对“包头以南之伊克昭盟杭锦旗区域、包头以北之安北与固阳区域能否建立小根据地、发展抗日游击战进行调查")。
毛主席于1938年5月在延安接见了乌兰夫和国民党蒙旗独立旅旅长白海风时指出:“蒙古民族只有同中华各民族一道，驱除日寇，解放全中国，才能取得本民族的统一和解放。你们是蒙古族部队，要设法扩大队伍，到伊克昭盟去开展斗争，以抗日的模范行动，影响带动蒙汉群众，团结争取蒙古族上层和宗教上层一道抗日。"乌兰夫和白海风从延安回到神木后，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于1938年夏率部从府谷的哈喇寨开赴伊盟的察克图，又于8月开赴伊盟通格朗地区的赤劳图，进行改编整顿。到1939年春，蒙旗独立旅扩建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师。改编后的新三师，共四个团近两千人，完全按照八路军模式建立了完整的政治工作体系。师长白海风，参谋长包清华(白海风从武汉带回来的)，师设立了政治部，师政治部代理主任乌兰夫，为中共地下党委书记。团、连设立了政治指导员。七团长纪松龄，团指导员克力更，团部驻在越兆仁院内，部队驻扎桃力民和杭锦旗道劳、脑高岱一带；八团长朱实夫，团指导员王允文，驻扎师部附近通格朗；九团为新建的补充团，由改造旧部，在黄河两岸招收兵员扩建而成，团长董全寿，团指导员汪振东，驻扎巴拉亥。原骑兵营又从当地招收300名蒙古青年，扩建为骑兵团，团长云蔚，团指导员寒峰，驻扎赤劳兔附近护卫师部。1939年3月，八团开赴达旗沿黄前线，在新民堡一带坚守河防一年半，打垮了日伪十八团和一个炮队的进攻，后奉命撤回赤劳兎休整。1941年春，八团派出一加强营(配有炮连)开赴达旗，在云飞扬营长的指挥下，配合马鸿宾指挥的傅作义某师，一举攻克柴登据点，收复了这个被日伪军盘据了三年多，且作为侵略伊盟的桥头堡。乌兰夫同志在新三师中长期做政治工作，部队中有一百多名干部是共产党员，是中国共产党影响下的一支积极抗日的武装，同骑兵团一起，不断打击日军和伪蒙古军对伊盟的侵犯，保卫了伊盟，发展成为一支"内蒙古民族中最先进、最大的抗日队伍"。

绥蒙工委及骑兵团长驱直入桃力民，与这里开展地下工作的杨子华、韩是今会合，一起投入伟大的抗日斗争。在绥蒙工委的领导下，桃力民地区“坚决抗战""反对投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呼声日益高涨。绥蒙工委办起《绥蒙抗战报》，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绥蒙工委成员利用与群众接触的机会，大力宣传抗日的意义和抗日战争的形势，控诉日本强盗"制造九.一八"事变，抢占我国东北，“七.七"芦沟桥事变，又进一步践踏我国国土，侵占归绥、包头，如今又侵犯伊盟地区，妄图进攻陕北、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杨子华和桃力民小学的老师们，利用音乐课，教唱《五月的鲜花》、《抗日十杯茶》、《义勇军进行曲》、《9.18流亡曲》等抗日歌曲，组织师生排演抗日戏剧，进一步激发师生的爱国热情。在桃力民工委的领导下，抗敌后援会广泛地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发动群众组建青年、妇女救国会，发展地下党，筹备武装力量。抗敌后援会还在侦察敌情、带领群众给八路军供应粮草、缉私和发展经济等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青救会负责人白成铭深入桃力民学校，张贴抗日标语，演出抗日戏，散发抗日传单。妇救会干部白凌云、阎清芳深入各自然村，以拜姊妹的方式，带领张云申、刘淑荣、高凤英等人，组织广大妇女为八路军缝衣、作鞋。妇救会动员女孩子入学，青年妇女上识字班。广大妇女冲破家庭束缚，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群众纷纷主动交公粮，支援抗战。一些开明大户拿出自藏武器，参加抗击日寇，有效地阻击了敌人的西进与南下。
至此，桃力民发展成为一块成熟的抗日革命根据地。桃力民既是绥蒙工委的驻地，又是桃力民工委、杭锦旗工委、伊盟工委的驻地;进而成为内蒙古西部区革命的中心。

      桃力民地区的形成，有一个历史沿革过程。桃力民，源自"查干桃日莫"的蒙译谐音;它最早是鄂托克旗早梢乡的一个自然村。二十世纪初，滿清政府为摆脱"庚子赔款"后陷入的内政外交及财政经济的困境，在蒙地实行移民实边、开垦蒙荒、收刮押荒银等一系列所谓"新政"，鄂、杭旗王公相继实行“放垦"，将一部分牧地先后包租给神(木)府(谷)的汉族旅蒙商人、地主、边客及农业资本家，原属蒙旗的牧地(即“黑地")，变为"明地"(即放垦地)，出现了专包蒙旗牧地的二地主约三百户左右，包二地主转租地的小地主五百多户，其余大多数人则为租地佃农。范围主要以鄂、杭旗为主，还包括毗邻旗县的少部分地方。
      实行放垦后，蒙旗与国民党对这类地区，均不设政权;因鞭长莫及，一方面无暇顾及，另一方面嫌麻烦而不管不问。这一特点，为党开展地下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早期的共产党人杨子华、韩是今等同志开辟桃力民的时候，大家走到一起，第一次为"桃日莫"释义:"桃力民——在桃花园里"，用马列主义武装头脑，“把力量交给人民"(郝文广:《桃力民的变迁》)。桃力民由此被赋予了全新的涵义。在杨子华、韩是今等人的努力下，建党、建政、建军，到1937年开始形成了实体雏形。1938年6月，绥蒙工委、八路军来了之后，桃力民的实体正式形成。 1940年秋，国民党在桃力民设立了绥远省第三专员公署桃力民办公室(在圪炭哈纳租借徐姓民房办公)。1941年春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伊盟工委与骑兵营撤出。桃力民办公室随之迁到木花梢。桃力民办公室下设三个区:其中鄂托克旗有一个区，为一区(区政府设在高劳加汗，辖赤劳图、白彦淖、桃力民一带);杭锦旗有两个区，即二区(区政府设在圪炭哈纳井渠，辖察克乌素、军兔梁一带);三区(区政府设在灰菜壕，辖独贵塔拉、扎尔格朗、巴拉亥等沿河一带)。1943年5月，国民党绥远省政府决定撤销桃力民办公室，设立桃力民办事处，为县级建制，并撤区建乡，共设10个乡，其中鄂托克旗设民立等4个乡，杭锦旗设隆兴等6个乡。1945年日本投降后，10个乡合并为7个乡，其中鄂托克旗3个乡，杭锦旗4个乡。1949年绥远省九月十九日和平解放，于1950年3月，桃力民中心区人民政府成立。1951年5月，桃力民中心区人民政府撤销，所辖地区按照原历史界线，分别划归鄂、杭两旗。
      杭锦旗党的历史久远，与其独特的地域环境有直接关系。杭锦旗解放前的辖区北至乌加河，西至磴口，东至包头，其中河套地区就包括今杭锦后旗的大部分，五原县、乌拉特前旗、临河市的一部分，分为三个巴嘎:东巴嘎从宿亥滩起到乌加河；中巴嘎从巴拉亥一带到大城圪台；西巴嘎一直顶到阿拉善。早在1927年7月，中共河北省委在临河县就成立了党支部，刘进仁任书记，李春秀、王汝贤为委员。1928年之后，临河支部在失去与绥远特别支部联系的情况下，独立开展工作长达四年，建立党小组4个，发展党员19名。自1932年2月起至1935年上半年，王森、王逸伦、白英、李贵、刘景平、李衡、杨子华、韩是今、阎定初、魏思文、侯进国等同志，先后在河套地区开展党的组织建设和秘密斗争。上述辖区，是1953年8月分别划入杭锦后旗、临河县、安北县和五原县的;辖区的这些党的地下工作与活动，应列入杭锦旗党史的征集范围。

      党在杭锦旗开辟地下工作的线索源于两条线索:一条源自河套地区党组织，另一条线索源自陕甘宁边区党组织;两条线索最终在桃力民会合。
      在绥蒙工委进驻桃力民之前，杨子华、韩是今等同志为桃力民抗日革命根据地实体雏型的形成，作了许多基础性的工作。
       杨子华(1932年入党)、韩是今(1927.6入党，1931年到河套)都同为中共临河县县委委员。由于叛徒的出卖，临河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许多共产党人被杀害、被通缉。1935年5月，杨子华为躲避追捕，只身来到桃力民，在四十里梁天棉利村的本家子杨铁儿家落脚。后经杨铁儿的担保与引荐，杨子华给桃力民的开明大户越兆仁的“私熟"教书，并经过努力，到8月份就将“私熟"改造成桃力民小学。杨子华以教书为立足的职业，把学校作为宣传与革命的阵地。韩是今是因未接应上闫锡山在后套的一支屯垦军起义部队，在失去组织联系的情况下，得知杨子华有个本家在杭锦旗的天棉利，便于1935年9月来到这里，通过木花梢的吕有庆，以亲家关系落脚。他们俩人接上头之后，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不气绥，不逃避现实，不苟且偷生;主动承担起共产党员的使命。两人商定，在都失去组织联系的情况下，开展抗日救国的组织与发动工作。韩是今为便于工作，做起货郎生易，以卖砖茶、红白糖、水烟旱烟、火柴、布匹、针线等作掩护;肩上背个货物软包，一边卖货，一边走村串户，开展工作。为了扩大宣传范围，他们还组织了一批脱产工作人员，四处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当时缺乏活动经费，教师和货郎收入微薄，杯水车薪。为了筹措所需经费，由杨子华出面，向大户越兆仁、张兴斋等赊购一批马子，贩到后套、宁夏一带，待出售变现后，再向畜主还掉赊欠本金;每贩一趟，略有节余;往返数趟，筹集到一些资金，解决了燃眉之急，由此开始了桃力民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绥蒙工委进驻桃力民之后，党的各方面工作，进一步得以完善与健全。
      一、寻找与联络上级党组织，开展建党建团工作。杨子华、韩是今的上级党组织，一个在河套，已被破坏，一个在神府苏区，已被封锁。桃力民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迫切需要他们与党组织尽快取得联系。1936年秋天，韩是今徒步到陕西定边寻找党组织，由于边区周围处于封锁状态，未获成功。到冬天，在地下党员杨柱子、云开雷的帮助下，搞了一个居民证，最后才通过白区，进入鄂托克旗的三段地，见到高岗。根据高岗的提议，向中共中央西北局写了一个书面报告，详细汇报了桃力民的情况。
      西北局接到报告后，于1937年春节后，派出了以王得胜、薛向晨为首的八路军工作团进入桃力民地区。自此，桃力民这片新建的抗日根据地正式得到上级党组织的领导，并由此全面铺开了建党建团工作。他们的分工是:王得胜、杨子华做党的工作，薛向晨负责蒙古王公和宗教上层的工作，韩是今负责军事工作。
     地下工作者是先后分批来到杭锦旗的。1936年秋冬，薛向晨就到达盐海子，以商人身份，借捞盐、熬盐开展活动。1937年6月，党派王得胜、盛恩才在木凯淖、桃力民一带工作，秋天到了杭锦旗。同年9月，鲁富业在木凯淖、扎日格庙一带工作。“七 .七"事变后，祝友安以工人身份到杭锦王府，以修理枪械的名义，暗中开展统战工作。1938年6月份之后，于占彪、高增培、边万富等三下中滩工作(边万富任中滩游击队副队长)，10月，张治华派往杭锦旗开展对西官府的统战工作。
     经过宣传、发动工作，建立党团组织，桃力民地区的影响越来越大，到1938年8月，建立党团支部三十多个。桃力民党总支、团总支就是那次首批建立的。桃力民扩展为包括杭锦旗、鄂托克旗、东胜西区、达拉特旗的大部分地区，以及神木、榆林，还有当时的郡王旗、乌审旗的一部分，四边周长约1500公里，面积3万多平方公里，人口约30万人。
      杭锦旗党的组织形式，早期多以党小组的形式出现;党员之间、党员与党的负责人之间一般以单线纵向联系作为主要联络方式，且隐蔽、分散，形不成规模。
      在杭锦旗发展地下党员的线索，“到1938年八月止，从桃力民向北经天棉利、杭锦旗王爷府、塔拉沟、二圪旦湾直达黄河岸,再向西、沿河边的红海补拉、碱柜、老喇嘛公中、蔺羊倌地、黄芥壕、巴拉亥、呼和木独;从补圪退上梁往西南…"(见韩是今《失去组织联系之后》)。“一直到梁外的黑龙贵、脑高岱、什拉铁肯、天棉利、圪炭哈纳、井渠、红石头井、吉厚城、军图梁等地。党员或是党组织联络点有：巴拉亥有个蒙古族党员，名叫桑吉，是搬船的;巴拉亥老塄畔有个姓金的党员;阿木尔龙贵的王兆祥(入党介绍人为鲁富业、李生业);四十里梁的王浩;塔拉沟的王安则（后迁至木花梢）等，都是党的联络点。五眼井有几个党员。红石头井建有党支部。二圪旦湾有个地方叫丁红湾，在塄畔上有一户姓郅的老党员，他家是我们的联络点"(见卢凤岐:《韩是今同志忆述》)。这些联络点，多数是党小组。
     1938年秋天，实体型组织正式上了规模，四十里梁的红石头井、阿木龙贵，夭斯图的阿麻加汉、脑高岱，巴拉亥等地，都先后建立了党、团支部。1938年8、9月份，杨子华、刘文斌等人在夭斯图阿麻汉村(即夭斯图三大队)组建了党支部，支部书记杨子华，委员有杨子华、刘文斌、马汝才(后叛变);党员有胡红则、王根洞(又名王笃，后叛变)。1938年除夕夜，红石头井党支部在圪炭哈纳井渠吴候福家成立。除夕夜新发展了刘憨、王和、杨如子、刘外方等四位党员。支部书记刘憨，委员有、、、刘憨、吴候福。杨子华、史左智带领新党员郑重宣誓，共同约定"对任何人不能表露身份，哪怕是杀头坐牢，都要严守党的机密"等项纪律。
      二、建立政权。抗敌后援会是抗日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机构。在桃力民根据地所辖地区，上层大部分是蒙古王公和贵族包租给汉族旅蒙边商或临近汉区的地主商业资本家，限租土地和永远出卖给汉人的四台塔并地(伊旗红庆河一带)、五台塔并地(杭锦旗扫帚庙和伊旗纳林什离一带)和六台塔并地(鄂旗木肯淖一带)。这些地区，距县城较远，又不与县属地接壤，是孤立的“插花"地，也叫“飞地"。原归属蒙旗王府，现蒙古王公已放弃了对其的管理权，而新的县域行政因其偏远而无暇顾及，该地区便成为一个没有政权的两不管的特殊地带。打架斗殴、偷牛盗马之类民事纠纷以及行凶杀人等刑事案件，均由二地主代为处理，二地主实际上成了这些地方的行政长官。这种特殊状况，决定了建立抗敌后援会应采取先基层后上层的方式。当时，绥远省基层政权机构，都是统一的区乡“抗敌后援会"，它是一种敌后的政权形式。他们便利用官方公认了的统一名称，首先将桃力民根据地的基层行政机构建立起来。从1937年冬季起，经过三个月的时间，辖区内的基层抗敌后援会大都建立了起来。截至1938年1月，已建立了三十多个基层抗敌后援会。各个自然村都建有分会，杭锦旗独贵加汗的张太气、察克乌素的马登云、天棉利的杨铁儿子、埃力盖乌素的王浩、圪炭哈纳的吴三宝柱、东井渠的吴候福、刘憨等人，都是村级分会的负责人。
      1938年3月，王得胜、韩是今、杨子华、薛向晨等人与桃力民地区的头面人物一起，研究决定:总会设在桃力民自卫军司令部院内，根据群众推选，杭寿春(杭七)为主任，白官厚(白大)为副主任;经与国民党协商，共产党方面派薛向晨任副主任，国民党方面派王兆震、李春提参与其中的工作。工作人员还有杨子华、王得胜等。下设两个分会，木凯淖分会主任曹生如，王四圪旦分会主任王顶门(今夭斯图道劳)。
      桃力民抗敌后援会领导桃力民地区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开展抗日活动。桃力民抗敌后援会在杭锦旗阿木龙贵、新井渠建立粮台，开展征粮、征草、征军马、征肉食，筹集资金等项活动，广泛动员民众“有人的出人，有枪的出枪，有钱的出钱，有粮的出粮"……特别是桃力民开明大户，经动员后踊跃捐献钱物、粮食，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为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献。
      三、组建桃力民自卫军，开展武装斗争，驱敌于杭锦旗境之外。桃力民革命根据地创建工作进行到一定程度后，加强党的武装力量就提到议事日程上。
     桃力民过去并没有武器弹药，也没有武装力量，只有个别二地主的子弟，为保护自家的性命和财产，私藏了点枪支弹药，经调查全地区拢共才有步枪13支，驳壳枪两支。 1937年冬，日伪军占领杭锦王府后，并以此为跳板，出动飞机、汽车骚扰桃力民地区。激起桃力民各阶层人民的强烈义愤，纷纷起来抗日。在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的关键时刻，越、杭、吴、王等几家有钱有势的大户，也积极行动起来筹建自卫军，准备抗战。杨子华、韩是今及时引导并动员大户拿出各家私藏的武器，自筹资金购进武器弹药，组建起一小队自卫军。
      侵占杭锦旗王府的日伪军，接连出击周边。敌人所到之处，奷淫掳掠、抢劫烧杀，无恶不作。韩是今组织当地人民“坚壁清野”，并带领自卫队员及时侦探敌情，随时掌握敌人的活动规律。
      一次，日伪军派30多个骑兵，护卫着一部卡车，在西壕君呼图庙宿了营。他们准备抢些东西再回去。当天夜里，自卫军组织五、六个人，带枪、手榴弹，在夜幕掩护下，利用熟悉的地理位置，摸到停放卡车的院子，用手榴弹一气猛轰，敌人被炸得懵头转向。夜幕中，敌骑兵还没等弄清情况，也被手榴弹炸得乱作一团，一溜烟跑回他们的大本营，自卫队轻松缴获了一辆汽车。那时流传着歌谣:“桃力民出了个越兆仁，领上自卫军打日本，抗日全凭那韩是今”。
     对日伪军的成功突袭，大大鼓舞了桃力民军民的士气。打破了过去一些人认为日本人是不可战胜的神话。
      自卫队还侦知:日伪八师又准备组织更大的反扑的消息后，杨子华、韩是今分析敌情动态，觉得日伪军对桃力民进行报复是确定无疑的。他们认为，面对复杂的局势，必须加强抗日力量;只要自己有了一定的武装力量，才能有效地和日伪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否则，势必会受到重创。
     于是决定着手扩大自卫军。杨子华、韩是今邀集当地有名望的人士，经过反复商议后，派韩是今和史仙洲到了陕坝，向流亡的绥远省政府申请到一个自卫军的名义。他们带着省政府出据的同意设立桃力民自卫军的介绍信和桃力民抗敌后援会的呈请书，去了五原，向绥西警备司令门炳岳司令面交信件与呈请书，并请求加委。呈文上报十天后，即1937年12月，绥西警备司令部正式下达委任状，委任越兆仁为司令，史仙洲为副司令，韩是今为参谋长，杭寿春(杭七)为副官。至此，桃力民自卫军便正式成立了。
     春节后，党利用国共合作的契机，及时派员赴绥远省国民兵司令部联络，商议驱逐日寇的有关事宜。在中共河套地下党(李衡等)的协调下，门炳岳派孟文仲旅长率国民兵骑兵三旅前往桃力民地区驱逐日伪八师出境，并聘请韩是今为高级参谋。孟文仲从两个团中精选三百余兵力，组成一个骑兵团，共六个连的编制，由韩是今代理参谋，李衡(地下党员)任政治处主任，从河套出发，于1938年2月16日开赴桃力民。
      桃力民自卫军司令部立刻组织起50余人的武装力量，昼夜不分地监视着日伪八师的动向。自卫军和广大民众密切配合骑三旅(自卫军担任尖兵，骑三旅一营前卫，二营随指挥部挺进，三营压后)，于2月20日在阿木龙贵、天棉里一带伏击日伪军的进犯，激战两小时，将敌人击溃，日伪八师仓皇逃回包头。
      孟文仲旅撤走后，其政工人员范建忠、张清海、韩振海留下，与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一起，协助桃力民自卫军。首先在越兆仁院内收拾起几间土房，作为司令部办公室，然后以司令部名义派人分头挨门逐户登记，确定枪马费用由当兵的负担，枪械由司令部统一购买。自卫军名单登记就绪后，编了三个大队，每个大队下编三个中队，每个中队下编三个分队。这些兵有事集中，无事在家务农，没有任何津贴。刚组编时，一大队长王二焕(树生)，大队部设在乌素其日嘎村，一中队长王文明，二中队长郝狗臭，三中队长刘福则；二大队长张兴斋，大队部设在巴音淖，一中队长段海林，二中队长蒋列武，三中队长禾三；三大队长薛炳文，大队部设在阿木尔龙贵。

1938年3、4月间，王得胜、薛向晨与杨子华、韩是今等一起，召集桃力民大户与上层人物，在割蛇图(王万小家)召开会议，进一步完善和健全了自卫军的组织机构与工作人员。
      为了保卫胜利成果，有效抗击日伪八师的再次反扑，桃力民抗敌后援会和自卫军，就要求八路军派部队进驻桃力民。1938年3、4月间，王得胜、薛向晨经过商量，便带着他们草拟的一个报告，以及地方上的两封联名信(一封大户的信，一封群众的信)，前往定边，请示蒙古工委派部队来。工委不能决定，转请中央批示。中央认为，深入蒙古地区是一件大事，要执行民族政策，要解决好吃住等一系列问题，只要这些问题解决了，就可以派部队去。当毛主席、党中央进一步得知桃力民地区粮食、草料、吃住等都可以解决的情况后，过了二十多天，就作出了派八路军骑兵团进驻伊盟的决定。
      这就是绥蒙工委和八路军进驻桃力民的背景。
      绥蒙工委来到桃力民，首先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健全了党的各级组织机构，除了巩固已有的乌审旗工委(1936.8)、鄂托克旗工委(1937.3)以外，又组建了河套特委，刘瑞森任特委书记(1938.6一1939.12)，负责领导重新恢复的临河县委、新建的五原和安北县委，与此同时，建立了包(头)、固(阳)工委、桃力民工委和杭锦旗工委。
     桃力民工委由白成铭任书记(1938.6一1938.12)，委员有白成铭、白凌云、张治华、杨子华、王得胜等五人。
     杭锦旗工委书记由王得胜兼任，委员有王得胜、杨子华、张治华。工委驻地在桃力民。
      王得胜在《我在伊盟的活动片断》中忆述:"绥蒙工委当时不公开，对外就是以骑兵团政治部的名义出面，主任白如冰，其他人都是政治工作人员。我也是工作人员之一，在绥蒙工委的领导下，分管鄂托克旗的工作，任鄂托克旗工委书记。不久，还兼任一段杭锦旗工委书记。"
     此后，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党组织与人员的变动较为频繁。
1938年11月22日，陕甘宁边区党委任命绥蒙工委书记白如冰为绥远省委书记，带于战彪、韩是今、白凌云、白成铭、杨建林、张治华等同志，一起开辟大青山革命根据地(绥蒙工委随之撤销。部分机关工作人员，于1939年1月离开桃力民，经神木、府谷、岱海滩，历时两个月到达大青山，与李支队会合)。同日，陕甘宁边区党委根据伊盟斗争形势的需要，决定在桃力民成立伊盟工委，工委书记为赵通儒(1938.11一1939年冬)。此后刘瑞森(1940.1一1940冬)、杨一木(1940年冬一1941年春)先后继任伊盟工委书记。伊盟工委受陕甘宁边区党委领导，同时与绥远省委取得密切联系，领导着后套特委、桃力民、包(头)固(阳)、乌审、鄂托克、杭锦等工委的工作。伊盟工委对外叫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驻伊克昭盟联络参谋处，赵通儒是上校联络参谋。
    白成铭随白如冰等同志上大青山，王得胜任桃力民工委书记(1938年冬一一1939年冬)，委员杨子华;同时杨子华任杭锦旗工委书记(1938年冬一一1940年冬)。
      应杭锦旗的请求，延安老促会从延安时期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上查得一条讯息，也进一步证明，杨子华同志，"抗敌后曾任绥西特委组织部长，鄂、杭二旗工委书记……"(见1945年12月19日《解放日报》)。

     1939年春，老骑兵团撤回陕北绥德周家崄整编，临走时给桃力民留驻一个骑兵排。经过前期于占彪、边万富、高增培等同志三下中滩的扩军工作，把骑兵排迅速补充扩建为骑兵第三营，牛刚任营长。
1939年下半年，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疯狂攻击抗敌后援会,说抗敌后援会是八路军组织起来的，里面有不少共产党员，对其大加搜捕、迫害。国民党调集了马鸿逵81军第三师驻木凯淖，跟我党搞“磨擦"。鉴于此，伊盟工委于1939年冬1940年初，将身份已经公开的郑朝珍、王德胜、薛向晨等同志撤出(王德胜暂去中滩工作，其他同志回靖边)。伊盟工委从团结抗日，避免磨擦的大局出发，根据国民党政工人员的要求，邀请新三师乌兰夫和纪松龄(蒙名赛兴嘎)出面，将桃力民抗敌后援会改为桃力民蒙汉联合抗敌委员会，派科长齐希古(新三师师政治部二科科长，地下党员)任副主任，派武殿才、徐登富等中共地下党员为工作人员。
     杨子华同志，因其身份一直未公开，仍留在桃力民抗敌后援会，杨子华任桃力民工委书记(1939年冬一1940年冬)。

郝文光在“忆杨子华同志的一段革命活动"一文中也证实 :"杨子华同志被上级任命为中共桃力民地区党委书记。"
    白如冰同志在回忆录《谈谈我在绥蒙工作的简况》中写到:"……在群众充分发动，工作有了一定基础的情况下，我们因势利导，建立了党的组织。在乌审旗、鄂托克旗、札萨克旗、郡王旗、杭锦旗建立了党的工作委员会(对外叫作抗日救国会)"《伊盟革命斗争史料》第五辑，鄂尔多斯《革命斗争史料》下辑)。
     1940年底，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准备从南线包围陕甘宁边区，于1941年春，派何文鼎26师驻安边柠条梁，同时调第八战区马腾蛟师进驻桃力民一带，威胁和排挤我党在伊盟的武装力量。桃力民的形势进一步恶化，伊盟工委进行了一系列疏散、隐蔽工作。杨子华于1940年秋冬间就回到延安，1941年春，伊盟工委、八路军骑兵三营撤到靖边，桃力民工委和杭锦旗工委随之停止工作，伊盟工委也随之撤销，鄂托克旗工委、乌审旗工委交由三边地委领导。新三师撤往甘肃靖远，已暴露身份的乌兰夫、克力更、寒峰等同志回到延安。
     杨子华回到延安后，先后在延安文化促进会、延安民族学院(任总务处长)工作。1942年与乌兰夫、杨植林同在延安中央党校一部学习(一部学员均为1945年四月中共七大代表)。杨子华为中组部备案的后备干部。由于长期在艰苦环境下工作，杨子华同志积劳成疾，于1945年12月7日在延安病故，英年早逝。

杨子华同志在桃力民地下工作近五年半。在白色恐怖的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不屈不挠，始终坚守着一个共产党员坚定信念，为革命"舍小家，顾大家"，是党的忠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1945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机关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杨子华病逝的消息，对他的一生很予很高的评价。
1949年7月25日，杭锦旗工委再次建立，驻地木肯淖(杭锦旗"9.19"和平解放，工委驻地于1949年底进驻杭锦王府所在地贝勒音召)，乔桂章先后任工委副书记(1949年7月25日一1951年5月)、工委书记(1951.5一1952.1)、旗委书记(1952.1改任旗委书记)。

乔桂章

     杭锦旗工委的建立，对于杭锦旗来说，是一件具有开天辟地意义的大事件:杭锦旗各项工作从此开启了崭新的一页;为全旗的和平解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
     杭锦旗工委仅仅存在了两年半的时间，虽然时间短，但她的产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杭锦旗的革命斗争从此有了中流砥柱;毛泽东思想和抗日救国的主张进一步深入人心;党关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的思想在群众中得到贯彻执行;共同抗日，团结抗日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毛主席关于建立革命根据地，在“五百里之杭锦旗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的设想基本得以实现。到1940年春，革命根据地由桃力民发展到大青山;游击队发展迅速，先后建起三段地赤卫队、桃力民游击队、中滩游击队，乌审游击队……游击队的踪迹遍布鄂尔多斯高原与巴拉尔，与大青山游击支队遥相呼应;党领导的地方武装斗争和游击战，与八路军晋察冀正规军密切配合，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斗争。
     桃力民的历史风云已过去80年了!至今，桃力民上空仍凝聚着一股悲壮的英雄豪气。这种气息将永远激荡在鄂托克旗、杭锦旗近三十万儿女的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