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日塔拉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伊金霍洛镇沙日塔拉村南。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资料显示，遗址面积约50万平方米。由于地表植被稀少，加上地表流水侵蚀，遗址地表沟壑纵横，峰谷交错，切割成大小不同的冲击台面和峰体，遗址约三分之一以上已遭自然原因破坏。
为有效保护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后，2021年9月至12月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有关单位对沙日塔拉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500平方米。发现房址8座、灰坑28个、灰沟2条、墓葬31座、路面2条、灶址1处。出土了丰富的陶器、石器、玉器、骨器、角蚌器等，以及大量的动物遗骨和人类骨骸等。
F1全景
房址平面形制有圆形、圆角方形和方形，基本都是半地穴式房屋结构，地面式房址1处。一号房址（F1）是所有房址中保存最好、面积最大的房址，东西长500、南北残宽445、四周墙宽约50厘米，房址不仅面积大，而且筑造方式和装饰方式讲究，房址外围采用黄泥砌筑成宽约40厘米的墙体，形制规整而牢固，可以起到很好的保护、保温的作用。房址居住面制作精细，首先铺垫一层很厚的硬质花土，然后在居住面上抹一层厚约0.2厘米的白灰面，平整而光滑，已经具备了强烈的审美观念和装饰艺术。
墓葬是本次发掘的重要遗迹，不仅数量多，并且藏式多样，代表了不同的埋葬形式。墓葬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式结构，根据墓圹尺寸的不同，可区分有大型、中型和小型等不同形式。一号墓（M1）是这些墓葬中的重要发现，属大型墓葬，长335、宽210、深200厘米，为双人合葬墓形式，墓主人为仰身直肢的葬式，居于墓底中部，而随葬者则为俯身葬，身躯向墓主一侧倾侧，头面向墓主，显然处于从属地位。同时在墓葬填土和墓底人骨处随葬有丰富的随葬品，有玉器、贝饰和狗骨等。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这时的社会结构已经具备了等级观念，私有制产生，男子已经成为了社会生产力的主要贡献者，而女子已经从母系氏族社会中的主导地位转变为从属地位。由此推测M1墓主人极有可能是沙日塔拉聚落的上层人物，已经掌握了较高的社会权力。发掘出土的陶器数量最多。陶质以夹砂质为主，其次为泥质，细泥和磨光陶数量较少。装饰纹饰主要有篮纹、粗绳纹、细绳纹、方格纹、戳印纹、刻划纹、弦纹、贴塑纹等等，偶见有黑彩、红彩和褐彩者。陶器器形上可见有三足瓮、绳纹鬲、单把鬲、甗、盉、杯、尊、豆、双耳罐、双耳杯、纺轮等。
M1出土玉琮
M1出土玉人
遗址地层及墓葬出土的玉器是这次发掘的最重要的收获，不仅数目较多，而且器型多样，制作精细。玉器类型有玉琮、玉人、玉璋、玉圭、玉璜、玉钺、玉璧、玉镞形器、玉箍形器。从玉器属性上来看，基本为礼制用具而非实用器具，它们是阶级观念和等级制度物质反映。特别是玉琮、玉圭的出现说明，古人非常重视人与天地的联系，它们成为了古人沟通天地和神灵的媒介。另外，玉琮内圆外方的造型也是古人对天圆地方自然认识和社会形态的反映，证明这时的古人已经具备了较为成熟的天地认知和社会制度认知。数目可观的玉器在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末期出土非常少，这些玉器，特别是玉琮、玉人的出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据初步研究，北方地区玉琮数量非常有限，仅在甘青地区齐家文化和赤峰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出土过，在内蒙古黄河流域尚属首次，它的出土填补了黄河流域东西文化交流线上玉琮使用的空白，为解读北方地区礼制文化带来了新材料。同时，这里发现的玉器与良渚文化玉琮具有明显不同，良渚文化中玉琮装饰繁缛纹饰，呈现出令人敬畏的诡异神态，而沙日塔拉遗址出土的玉琮器型外表不装饰任何纹饰，更加显现出质朴、原始的特质。另外，玉琮出土于一号墓随葬者的头顶，其用途颇具涵义，其使用功能可能具备了与良渚文化通天地不同的意义，这也就为探索玉琮文化的传播与使用提供了新方向、新材料。墓葬中出土的玉人与二里头文化二期中出土的同类器近而不同，为抽象形表现形式，呈现出花瓣形或花朵形的具象形态。同时，玉圭、玉璋、玉璜与陕北地区石峁文化也存在较多的相似之处。这可以说明至迟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内蒙古黄河流域与中原地区、甘青地区就已经存在着广泛而密切的交往，通过人群流动、文化传播、贸易等实现了玉器等物品、文化的交流互动。从这个意义上看，它们为解读鄂尔多斯高原与周边地区古老人群的迁徙流动和文化交流带来了强有力的实物资料。与玉器同出的重要发现还有珍贵的古代粥状食物、保存完整的蛋壳、棺木漆皮痕迹、卜骨、完整的祭祀狗骨架等等。这些重要发现都为揭示和探索早期中华文明形成和黄河流域早期开发和黄河文化塑造带来了难得的珍贵资料。沙日塔拉遗址考古工作是继朱开沟遗址发掘之后鄂尔多斯地区为数不多的大规模科学发掘遗址。经过对遗址材料的初步分析，遗址年代应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时代末期，与朱开沟文化早期阶段相当。遗址内涵丰富，独具特征，与周边的白敖包文化、永兴店文化、大口二期文化以及石峁文化晚期等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又有所区别，这为阐释内蒙古黄河流域聚落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多样性，以及以内蒙古中南部为中心的南与北、东与西的人群及文化交流，特别是以玉器为代表的礼制文化出现和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带来了新材料、新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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