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记忆·陕坝味道】杭锦后旗悠久的历史文化【二】

        1925年，“五·卅”运动暴发后，全国掀起反帝高潮。在“五·卅”运动影响和中共地下党员刘进仁的宣传鼓动下，蛮会天主堂学校教员李春秀、王汝贤等进步青年，积极组织学生罢课，发起反对比利时神甫林允中（外号林半吊子）的斗争。王汝贤画了中国人枪毙洋神甫的《洋灵魂下十八层地狱》的漫画，在群众中公开展示。林半吊子将王汝贤从学校开除并逐出蛮会。李春秀和全校学生立即罢课，声援王汝贤，抗议林半吊子。后李春秀离开教会学校到陕坝担任临河三区代表，王汝贤到东关学校任教。

        1928年冬至1929年春，绥东、绥中和后山地区遭受严重自然灾害，难民蜂涌入套。杭后地区人口猛增。地主、粮商乘机囤积居奇，粮价飞涨。1928年初，四元钱买一石（约300斤）糜子，到1929年初时只能买到一升（约3斤），粮价上涨100倍。各地出现究人卖儿鬻女和悬梁、服毒自尽等惨状。如此重大灾情，政府当局况无人过问。党支部先后派李春秀、王汝贤到陕坝、蛮会和王亮滩（今光荣乡红太阳村）等地深入难民开展工作。1928年10月，李春秀在王亮滩召开200多人的验证民大会，以“难民住的草棚失火烧死难童”为话题，大讲难民受苦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号召难民团结起来与大地主和反动政府作斗争，向政府请愿要粮。在李春秀的宣传鼓动下，当即就有100多位难民到县政府请愿，要求政府开仓放粮，赈济难民，并提出：“不给粮，就死在县衙门。”经过斗争，临河县长黄彦邦才把九千斤政府存粮发给难民。　　　　　　

        1931年初，中共临河党支部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决定开展农民运动，向国民党绥远省政府申请买地，组织农业合作社，同封建势力作斗争。农民运动先从蛮会开始，很快发展到陕坝，有300多名农民在《申请书》上签名并押了指印。贫民上书，以“山东、后山逃荒来的难民没有土地，无法生活下去”为由，请求政府把一部分荒地卖给他们。七、八月间，绥远省政府发来“已令陕坝地亩局办理”的批示。这个《批示》虽是一纸空文，但却成了党组织发动农民入社的合法依据。支部委员白英以陕坝为中心，以中共地下党员菅子芳的救世医院（今陕坝北三街街委会南）办事处，在农民中发动串连，开展签名活动。与此同时，三淖儿的杨子华和府谷党组织派来的韩是今，在三道桥、三淖儿、澄泥圪卜等地发动了不少农民。联合买地的农民很快发展到500多人。几经周折后，省垦务总局同意“放垦”。是年12月，省政府正式批准建立。“临河县农业合作社”，并刻了公章。此时，绥远省第六垦务分局——陕坝地亩局只得表示同意建社。1932年2月，在陕坝西沙壕冯记罗的大门口挂出了“临河县农业合作社”的牌子，入社农民达1500多人。农业合作社的建立，促使陕坝地亩局重新丈量土地。地亩局在丈量土地时，和地主勾结起来营私舞弊。在丈量大地主李银科的土地时，发现有一半的土地没有《契约》，但仍将地给了李银科。另外，在玉隆永一带多丈量出的好地又归还给大地主。这些事激起群众的极大义愤。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上千人包围了陕坝地亩局。经过针锋相对的据理抗争，白茨圪卜、芦草圪卜和王亮滩等地的一部分农民买到了少量土地。

        中共地下党组织在“农业合作社”招牌的掩护下，组织农民开展公开斗争，宣传了革命道理，提高了群众觉悟，发现和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经过斗争考验，发展了杨子华、陈高锁、侯进国、张五、张鱼子等人入党。在党员日渐增多的地方，如三道桥、澄泥圪卜、王亮滩、大顺城、三淖儿等地先后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

       农民，特别是贫苦农民。他们同时听到两种截然不同的宣传：一种是国民党的反共宣传，说共产党“共产、共妻”。群众自然担惊受怕；另一种宣传说共产党专为穷人谋利益。所到之处杀富济贫，开仓放粮。这种宣传有两个来源，一个是从解放区回来的国民党逃兵带来的真实信息。另一个来源是河套地区抗日战争初期共产党的巨大影响。尽管1943年后党的组织被破坏，但抗日宣传队的演出，动委会的活动，陕坝农业合作社的建立，穷人会带头参加的渠工斗争、抗烟款、开义仓、吃大户、清算三道桥兰三的斗争及郭北宸的英勇斗争等一时传为佳话。虽然时隔六、七年依然记忆犹新，历历在目。不管反动分子如何造谣生事，他们总觉得共产党是穷人的救星，盼着共产党早日到来。

        1949年9月19日，米仓县接到《和平起义通电》后，当即由县长董炎炳，副县长刘培荣等代表全县人民和全体军政起义人员向董其武发出拥护和平起义的电报。当天在县政府大院召开了极为隆重的和平起义庆祝大会，会上宣读了董其武将军《和平起义通电》的全文后，与会人员欢喜若狂，并按《通电》中的口号，第一次喊出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的口号。这声口号正式揭开了杭后地区历史的新篇章。

        “九·一九”和平起义时，新政权尚未建立，旧政权原班人马维持现状。当时的米仓县领导人是：县长董炎炳，副县长刘培荣；县会参议长兼清剿团长张俊峰。

        是年12月，县长董炎炳奉命带领科长、乡长、干事等13人到绥远省军政学习团学习（后调任新职未归）。米仓县政府暂由副县长刘培荣负责。

1950年2月26日，生产建设工作团到达陕坝。3月初，米仓县生产建政工作团进驻米仓县。工作团团长赵岐、副团长李志清，刘惠芝（起义干部）蔡子萍。

        3月，中国共产党米仓县委员会正式建立。县委书记赵岐，副书记李志清；县委委员：赵岐、李志清、蔡子萍、巩志、王殿元。

        4月25日，米仓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县长刘惠芝，副县长蔡子萍。

        6月26日，米仓县建立5个区公所（8月调整为三个）。县、区两级领导机构的建立，标志着新旧政权的更替工作完成了第一步。

        由于战事紧张，兵荒马乱，强抓壮丁，赋税繁重，故货币贬值，物价飞涨。1949年夏、秋，政府工作人员和中小学教师的薪金逾期不发，常有悬炊之忧，生活毫无保障。一个普通工作人员一个月的薪金只能购买一包火柴或一盒纸烟，国民党政府滥发的纸币、关金票、金元券如同废纸，朝三暮四，一日数次涨价。人们为了在商品交易中不被成倍、数十倍、数百倍贬值的货币所吞噬，千方百计抢购商品，特别是大量抢购粮食、布匹、食盐等生活必需品。部分奸商欺行霸市囤积居奇，垄断市场，漫天要价，是使广大群众苦不堪言。

        为了支持战争，解放前夕强加在农民头上的田粮杂税有征购粮（专供军需）、田赋粮（实为农业税）、水费粮（水利费）、征借粮（又名管教养卫费。名为“借”实则只借不还）、公租粮（县公田的收租粮）等。名目繁多。广大农民被层层剥皮，巧取豪夺，名曰“征购”。实则白拿，谁不顺从。严刑加身。末了给一张“储蓄票”作为“购”粮费。而储蓄票却从来没有发生过效用。故民谣曰：“打了打，”吊了吊，临完给张储蓄票。”

        “九 一九”起义前的几个月，旧职人员经历了一段起义与反起义的斗争。从绥、包传来一股反起义的谣言。说什么“起义就是投降”；又说：“国民党短时间内就能从美国请来很多兵支援打仗”；还造谣说“共产党来了，不管起义不起义，将旧职人员一律杀掉。”这类流言蜚语在破坏和阻挠和平起义。旧职人员多年来听国民党反共宣言。听谣言后惶恐不安，天天凑在一起议论政局的瞬息多变和自己的前途命运，测算着未来的凶吉祸福，后来人们从华北败逃而归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处听到“共产党对旧职人员好。愿意工作的一律录用，想回家的还发给路费。根本不打、不骂、不扣、不杀”等耳闻目睹的真实情况，情绪才慢慢稳定下来，而且又很快转变为日夜盼望早日和平起义，早日弃暗投明，早日置身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使自己的未来和命运早日有个着落，有个归宿。地主和恶霸阶层越感到前途凶多吉少，有的出售土地；有的低价变卖家产，或转移家产；有的兄与弟或父与子分家另居。为的是将大化小，将富化贫；有的弃农经商，转移资本；有的给佃户送几亩土地，给长工加几个工钱，给邻居点小恩小惠，以便收买拢络人心；有的知道自己罪在不赦，上山为寇，如蛮会的土匪头目李再等。

未完待续······

（杭锦后旗宣传部整理）